◆ 論(選擇)材量(衡量)能，謀(審察)德而舉(提拔)之，上之道也;專意一心，守職而不勞，下之事也。為人君者，下及官中之事，則有司不任;為人臣者，上共專于上，則人主失威。上之人明其道，下之人守其職，上下之分不同任，而復(fù)合為一體。主道得，賢材遂，百姓治，治亂在主而已矣。

　　(譯文)選擇人才，衡量能力，審察德行，提拔使用，這是君主之“道”。專心一意，恪守職責(zé)，不辭辛勞，這是人臣之“事”。做人君的，如向下干預(yù)官吏職責(zé)之事，則主管官吏便無法擔(dān)責(zé)執(zhí)行;做人臣的，如向上分奪君主的權(quán)柄，一起專權(quán)，則君主將喪失威信。在上的要明白君道，在下的謹守臣職，上下有別，職務(wù)不同，而又合為一體。君道得當(dāng)，賢才進用，百姓得治，國家治亂只在君主而已。

　　◆ 主身者，正德之本也;官治者，耳目之制也。身立而民化，德正而官治。治官化民，其要在上。有道之君者，善明設(shè)法，而不以私防者也;而無道之君，既已設(shè)法，則舍法而行私者也。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，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。

　　(譯文)君主自身是規(guī)正德行的根本，治理官吏好比節(jié)制耳目。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;君主正德，官吏就能管好。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關(guān)鍵在于君主。有道之君善于明確設(shè)立法制，而不以私心設(shè)防;但無道之君，既已設(shè)立法制，還要棄法而行私。做人君者棄法而行私，那么，做人臣的就將引私心以為公道。

　　◆ 治民有常道，而生財有常法。道也者，萬物之要也。為人君者，執(zhí)要而待之，則下雖有奸偽之心，不敢殺(搏斗)也。是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。

　　雖有明君，百步之外，聽而不聞;間之堵墻，窺而不見也。而名為明君者，君善用其臣，臣善納其忠也。上以此畜(收容)下，下以此事上，上下交期于正，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。

　　(譯文)治民有永恒之道，生財有不變之法。道是萬物的樞要，做人君者掌握了這個樞要來對待人間世事，那在下官吏縱有奸偽之心也是不敢抗上的了。所以，明君注重道法而看輕國家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　　雖然是明君，但在百步之外，是聽不到什么的了;隔著一堵墻，便什么也看不見了。而能稱為明君的，是因他善于任用臣下，而臣下又甘愿奉獻他的忠誠。君主按這原則來收容臣下，臣下也按這原則以侍奉君主，上下相互期待于公正，那么，男女百姓便都可以治理好了。

　　人將管子入于法家之列，是因為管子和商鞅、申不害、韓非雷同，一致認為,“凡民者，莫不惡罰而畏罪”(《管子·版法解》，因此只有“立刑罰以威其下，下有畏于上”(《管子·明法》)，反之，若“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”，故“治國使眾莫如法，禁淫止暴莫如刑”(《管子·明法解》)。同時，《管子》又在歷史上最早提出了“以人為本”的民本思想，指出“夫霸王之所始也，以人為本，本治則國固，本亂則國危”(《管子·霸言》)。管子更不主張君王享有絕對權(quán)威，認為“獨國之王，勞而多禍;獨國之君，卑而不威”(《管子·形勢》)。管子治國理邦在本質(zhì)上是堅守儒法并重的原則，既講究按法辦事，又遵行“禮義廉恥”四維大觀，顯示了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共存的方略。(未完待續(xù))